春驻短歌（三）（1/2）

春驻短歌（三）

两日后的礼拜一，初华正式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复旦公学学习。

留学班的课程是针对外国人的，主要教授基础中文课程，对她来讲并不十分合适，她想办法借来了预科班的书，时常会去蹭预科班的课来听。

一来二去，预科班的老师们也都认识了她。幸而那位叫沈初华的女学生并不常来上课，不但免了两人见面的尴尬，也让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有时因为留学班的课而耽误了这边的课也还有热心的同学借出笔记给她，一切又似乎恢复了正轨。

只是有时课堂上老师提到一些中日敏感问题时，譬如满洲国、譬如正在交涉的巴黎会议，便会有同学在下课后来问问她这个日本人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因为和沈家有过约定，初华不能透露自己其实生长于中国，这样的问题让她假装日本人来回答实在是有些困难，只敢模棱两可地提出一些像极了废话的看法，不敢表达自己的立场。

于是渐渐地，预科班的同学也不再问她这样的问题了，大概觉得她说的都是假话，因为在每天的报纸上、前线的战报里写的都是在中国做尽坏事、妄图蚕食中国的日本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还会存在别的想法的日本人。

一早就被下了定义，再多说都是徒劳。

不过初华也不甚在意，管叫他们骂日本人好了，反正她是中国人。

她将这件事当做笑料在餐桌上讲给程鹤清听的时候，他却一脸认真地沉思了许久：“我一直以为学校与社会不同，学生不会因为国籍而各自为营，知识也不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变了性质。”

“可现在这样的国情，单纯的学术研究救不了中国，只有先觉醒的那些读过书的学生，他们力量渗透到社会，这个社会才会改变。”

程鹤清若有所思：“我听闻近来北京的学生运动很频繁，大批的进步学生在街上演讲、发传单，这应该就是你说的学生力量渗透到社会？”

初华点点头，凑近了他悄悄地说：“复旦公学的学生也准备响应北京学生一起游行示威了，他们秘密组织了宣传部，打算在下一次巴黎和会会议前活动，给北洋政府压力。”

他问她：“你要去么？”

初华叹了口气：“我现在是日本人的身份，别说去游行了，光去那里看看都怕被同学的唾沫淹死。”

“哦？”他给她夹了些菜，一只手支着下巴，一双凤眼忧心地望着她，“那现在在学校的你岂不是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

初华瞬间红了脸，她知道他发现了自己是在骗他。

她小声说：“我是怕你担心……我去的，已经报了名了。”

只可惜报名是一回事，能真正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学校出发前，有同学认出了她是留学班里唯一的那个日本人，向宣传部的部长告发了此事。

宣传部长傅松溶是复旦公学三年级的学生，大他们两届，听闻他的父亲在上海政界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然而他本人却一点高官子弟的脾性也没有，为人随和，待人礼貌，瘦高的个子，总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笑起来有好看的酒窝。

他亲自找到了初华询问此事。

初华不想瞒他：“我确实是……但我非常希望能参加这次活动。”

“工藤同学，你知道这次游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日本强迫中国的巴黎代表团签订不平等条约吗？”

“我知道。”她回答得很快。

“所以身为日本人的你，无法感同身受我们现在的屈辱与愤怒，我的建议是，你不参加此次学生游行。”

初华听言沉默了许久，她并非不理解那种屈辱与愤怒，只是现在的她无法将它们赋之言语表达。

傅松溶见她失望落寞的神情，知道她也许并不像其他的日本人，提议说：“或者你可以驻守在宣传部大本营里，一旦哪里的物资不够，你及时拿着东西来支援我们。”

这句话又让初华燃起了希望，她点点头，接下了这份工作。

上海很大，学生游行一开始只在海格路活动，后来逐渐扩展至整个法租界，再后来英租界的学校也受其影响，加入了队伍。

宣传部越做越大，后来甚至不再只是复旦公学的宣传部，而成了整个上海地区的学生联合宣传部。傅松溶还请来了校外的一位大学者加入了队伍，帮忙给他们撰文，并统筹活动。

有了社会力量的加入，再加上北京上海等全国多地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北洋政府很快重视起这件事，并发公告表示一定会妥善解决日本对山东的问题，坚决不做卖国贼！

初华虽然从始至终都只是做着最边缘的活动，但能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做有意义的事，她觉得很开心。

她将这份开心写给了冈川先生。

只是一连两个多月过去，她都没能收到他的回信。

她想他大概是流连于京都三月的樱花而忘记了这件事，毕竟冈川先生以前也这样做过。

上海的春天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四月份。

程鹤清与张春令的剧本经过不断打磨，终于在丹桂苑开唱了。

两位老板第一次联手唱新戏，吸足了票友们的眼球，故那天的票特别难买，等她放学后赶到丹桂苑时连门口都站满了人，个个都伸长脖子向里头看着。

戏已开锣，再想入场已是难于上青天，初华摘下书包，站在丹桂苑门前听着里面传出的声音。

就像是她刚来上海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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